親愛的同學,你最近問我:「為什麼,起初要回台灣教書?」,這讓我想起在1989年,我自美國回到台灣,應徵台灣大學的教職。職缺祇有一個,申請的人不少,相當的競爭。我的心中有一個問題,我若回來教書,對台灣的學生有幫助嗎?我在美國已經九年,逐漸習慣那邊的生活。我對台灣年輕一代的認知,已經相當模糊。我的老師尼爾遜(Donald Nielsen)同時推薦我,前往德國的漢堡大學,與中國的北京大學,理由是「二十一世紀,國際注目的舞台,將在那裡」,此外美國也有工作。
我相信成為一個老師,不祇為薪水,而是為委身;不祇是份工作,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地方。我在不確定時,到一間餐廳,叫了「紅燒牛肉麵」。本想品嚐昔日的風味,旁邊有個學生,竟與我閒談起來,談得很愉快。這小小的一件事,化解我心中的疑慮。隔天,我壯膽在學校進行應徵的演講,講後就回美國。幾天後,系上通知我,我獲聘。我向老師辭別,抱歉無法前往他推薦的學校,他站起來大力與我握手,連聲說:「好」。他總尊重,學生最後的決定。
起初教書的時候,我非常不適應。台灣的報帳制度,有防不完的陷阱;巧妙的人際關係,吃了不少的暗虧;某些制度,讓人難過。我教一小時的書,要準備六個小時,常在緊張的狀態。美國的友人,大概知道我的狀況,來台邀約,問是否重回美國工作?這時,海洋所的陳民本教授對我講一句,讓我受益久久的話:「老師有其369,前3年很不習慣,6年才漸入佳境,9年才會步入高峰。所以,教書的前3年,不要不適應就離開。」因為認真,所以適應緩慢,我決定留下。
一轉眼,我當了二十多年的老師,正如尼爾遜老師所料,德國與中國漸成國際注視的地方。但是在台灣大學教書愈久,幸福感愈多。我的學校待我很好,每一年至少送五百個學生,坐在我面前,聽我上課。我有份於他們的求知,與他們的成長,常感到幸福。我也獲得優良導師獎、教學優良獎、學術貢獻獎、通識教育教學獎、傑出工程師獎、社會服務獎與不少的文學獎等。這些獎,對一個有口吃、羞澀,容易失望、灰心的老師,是一種矛盾式的鼓勵。我軟弱,故得獎;我得獎,故軟弱。得這麼多獎,彷彿是教育路上的凱歌者,其實我是活在本鄉的異鄉人。學生經常在改變,我將獎拋在後,年年去追趕。
不過,我認為與學生同行、傾聽他們的問題、分享他們的喜悅,是我更大的獎。我是個感情易受波動,容易受傷的人,有時遭受挫折,經常感到沮喪、疲乏、困倦、壓力等,後來身體也不舒服,這時學生反而成為我的陪伴。他們的虛心學習,幫助我往前。我逐漸體會,「老師」不是一種職業,而是一種品味,深嚐與學生一同成長的酸甜苦辣;老師所做的不是零零碎碎,而是學生美好生命中的一部分;老師不是一個頭銜,而是持續去對應一個長闊高深愛的函數。
承受多年的教育與訓練,才能擁有「老師」的工作,似乎不符合投資報酬率,卻是生命值得的投資。成為老師是擁有一份單純的生命,過簡約的生活;能夠體會與學生美好的相處,感受生命深刻的實涵。老師是種象徵,在活化所學;是有限的名詞,帶著無限的意義。老師是古老的行業,卻如同濃縮文明的膠囊,舉著生命的火把,將代代的精華傳遞出去。我在大學時代,當高中生的輔導,對老師的工作,有股說不出的切慕,雖然不知道日後要在那裡教書,要教什麼,不過上帝會引導。
2010年,台灣大學開始推出「開放式課程」(Open Course Ware),我的課「生態工程導論」與「自然科學概論」是其中的兩門。上課全程皆錄音、錄影,放在台灣大學的教學網站上,供人免費觀賞與學習。第一個學期修課學生有260人,將教室坐滿,有些旁聽的學生,還坐在教室台階上。第二個學期來上課的學生更多。每週上課二個小時,我知道如果不用心教,將浪費將近300個學生的時間,國家人力600個小時。
教育部曾經邀請我,擔任三年「自然科學」教材的撰寫。我漸漸養成,課餘編寫教材的習慣。我喜歡在教材裡加入學門知識的發展史,當作上課教材的潤滑。學生若不明白發展史,就不容易秉持初時的理想。我相信理想比知識更重要,用正確的理想去應用知識,較能產生恆久的效益。因為一門學問,有其源起,有其內容;也有其爭執,有其持守。在學習路上與許多學生相遇,這些故事供他們學習,給他們默想,使他們成長,給他們應用。
老師,是在學習路徑上傳遞知識的輪子,輪子愈磨愈老舊,早期明顯的胎紋,逐漸磨平;一度光亮的輪胎,已漸老化。祇想將一生,當成一串喜悅的音符,響自輪子與道路,日復一日的磨滾。在一個地方,用心營造愛,是老師的一生。
迄今,我仍然在台灣大學教書。我相信,一生的故事,有一天仍需上帝重新的闡述,否則自己也看不清。所以,我不敢保證,回台灣教書是最好的選擇,個人要認定上帝,與祂同行,祂軛輕省。
愛的營造者
張文亮